盛唐时期，中国的国力，经济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鼎盛的高度。那个时候，日本为了学习先进的唐文化，前前后后向大唐帝国派了19次遣唐使，数量之多，规模之大，空前绝后。
公元630年，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，从630-895年的260多年间，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，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，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、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。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，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，有时多至500余人。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、文化艺术、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，通过他们传入日本，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李渊建唐后的12年，日本天皇舒明就第一次派出了遣唐使，到唐朝灭亡，一共有19次遣唐使来华。
公元894年，日本像平常一样认命菅原道为遣唐使来中国。但是在他的死谏下，日本遣唐从此告一段落了。
日本遣唐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建立唐朝到659年，这一时期，日本主要学习大唐文化和外交，用来帮扶日本落后的政治体制，并以此名义来探查大唐对朝鲜半岛的态度。第二阶段为白江口大战后，日本处于地理上的孤立和局面的落后，这时期遣唐为了改善与大唐的关系，修补白江口战役的裂痕。
第三阶段也是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，日本为了将唐朝丰富的生活资料带回他们国家。第四阶段是唐朝开始呈现衰落的迹象，这个时期唐朝正经历着内忧外患，日本也丧失了追求文化的热情，再加之遣唐使的经费支出不足。所以日本在894年做出了停止遣唐的决定。
其实在众多的遣唐使中，第二阶段尤其重要，白江口一战，日军惨败后，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，于是他们连连派人来华求和，东亚地区的格局在此战后重新确定，日本也在此后九百年未敢入侵朝鲜半步。
藏族居住文化历史十分久远
藏族居住文化的历史十分久远。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表明，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藏族的民居建筑便有了相当的发展和较高的水平。昌都卡若遗址共发掘出房屋基址28座，有圆底房屋、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。
千百年来，藏族民居的基本建筑和农区城镇房屋皆为平顶的居住形式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藏族民居的形式和结构因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。从总体上看，西藏农区（含半农半牧区）的民居，大都是二三层的楼房或一层的平房。
《旧唐书．吐蕃传》称当地“屋皆平头，高至数十尺。”由此可知吐蕃时期民居的面貌。时过一千余年后成书的《西藏志》记述其时的西藏房舍是：“房皆平顶，砌石为之，上覆以土石，名日碉房。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。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画，装饰堂外，壁上必绘一寿星图像。凡乡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。”这些记述与西藏腹地的民居情况基本相合。
西藏农区的楼房多为二层，一般为石木结构。墙体多为石砌，一层方石叠压一层碎薄石，以泥合缝。有的地方，墙体下部为石块垒砌，上部墙体为板夯土墙。住宅楼大多呈正方形或纵长形，底层为圈养牲畜，堆放杂物用，一般不开窗。二层为主人活动的主要场所，包括主室、贮藏室、经堂、楼梯间等。
屋顶均为平顶，一般在屋顶四周的墙上还要加砌女儿墙，在屋顶四角搭建约半人高的墙垛以插挂经幡。顶层又分作两部分，前为晒台，后为平顶屋。此屋既可作生产或生活性用房，又可装饰用作经堂或接待喇嘛、贵宾用。晒台则是人们晾晒作物、打晒粮食的地方。
除楼房外，西藏各地还有大量单层建筑的平房。平房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样式与楼房建筑无异。平房的宅院一般较大，多砌高大的围墙，宅院内圈养牲畜、堆放杂物。院墙有用柴薪堆积而成的，有夯墙的，也有用土坯砖建的。宅院的门一般都南向而开。
藏族民居注重大门的装饰。大型宅院的大门由门框、门楣、斗拱组成。门楣连着斗拱，斗拱多用蓝、红、绿三色彩绘，门楣上印烫金符咒。门楣的上方形成凸字形状，中间留有约一尺见方的空间，用木头做框，镶以玻璃作为佛龛，里面供奉主人喜欢的佛像或圣物。门框边的墙体用黑漆涂绘，上窄下宽。大门多为单扇，颜色朱红或乌黑。有的在门上钉三条铜或铁质的装饰片，许多是在门上绘日月形状的符号。
西藏农区民居的外墙颜色主要是白色，但各地又有差异。拉萨林周一带，墙体呈当地泥土的自然土黄色。后藏萨迦一带墙体以深蓝灰色为底色，再竖画白色的色带。
中国历史上首位官封的“圣人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位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官封的“圣人”。这位“圣人”是由当朝帝王钦定的活“圣人”，他被赐名傅说（音月），是商代“武丁中兴”时期的首辅重臣，比孔子早约八百年。
商代自成汤传至武丁已是二十二帝，期间因水灾等因素“五迁”王都。据《史记．殷本纪》记载，武丁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明君，坐上帝位后即日思夜想着如何复兴殷商，但苦于找不到辅佐自己的好帮手，于是便“三年不言，政事决定于冢宰”。
某一天早晨，武丁突然召集文武百官，郑重其事地宣布一桩大事：自己“夜梦得圣人，名曰说。”他按梦中所见圣人形象，逐一对照朝堂上的百官，结论是：“皆非也”。于是便命群臣们拿着“梦中人”画像去民间找寻，终于在傅险一地找到一个名叫“说”的容貌相似者。
这个“说”，当时正在傅险一带筑路，《史记》中称为“胥靡”，即奴隶或刑徒身分的苦役。“说”被带进王宫，武丁一见即大喜曰：“梦中所见圣人正是他。”
武丁便请教他复兴殷商之策，“说”似乎成竹在胸，条条切中时弊。武丁听罢赞赏不已，认为“果圣人”，便当场向群臣宣布“举以为相”。
之后，殷商得以大治。武丁将傅险之地赐予“说”，“号曰傅说”。
《史记》中的这段记载，看起来似乎神乎其神。武丁梦见圣人，却果真找到一个相貌完全一样的傅说。
其中的“猫腻”大抵是：武丁事先已打探到甚至于见过傅说，认定此人乃国家中兴的栋梁之材。但傅说地位卑贱，殷商的贵族集团可能很难接受由一个奴隶来主持一国大政。殷商人信鬼神、崇占卜，武丁或许正是掌握贵族们的迷信心理，才杜撰出一个“上苍托梦引荐圣人”的故事，巧妙地让一个奴隶迅即擢陞至国相。
而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眼谗那国相的“肥缺”，也只得唯天命是从。
上苍赐予这位傅“圣人”，从此成为武丁治国的“智囊”。在傅说的鼎力辅佐下，商王朝出现政局稳定、经济繁荣、疆域拓展的兴盛局面，史称“武丁中兴”，《史记》说“殷国大治”。
据考古资料显示，武丁在位五十九年间，是商朝最繁盛的时期。
傅说的从政经历，《墨子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均有记载。傅说的经典治国执政言论则出现于东晋时期的伪古文《尚书．说命》中，分为上中下三篇，故简称《说命三篇》。
上篇系傅说初见武丁的过程及劝武丁虚心纳谏的言论，其中的经典有“惟木从绳则正，君从谏则圣。”意思是：木依从绳墨砍削就会正直，君主依从谏言行事就会圣明。
中篇为傅说向武丁陈述治国方略，其中有传世不绝的名言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”。傅圣人告诉武丁：不是知道它艰难，而是实行它很艰难。傅说的这一名句，体现出中国古代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史观。
下篇则为君臣共勉之辞，大抵利国利民。
后世多尊傅说为“圣人”、“天神”。屈原、李世民、杜牧、王维、司马光、苏轼等人，均曾撰文赋诗，颂扬他的卓才高德。
李清照“最任性”一首词
说起古代最著名的才女，李清照绝对算得上其中之一，李清照的一生，却鲜有欢乐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孑孓一人，孤单寂寞，而她的作品，也流露出一种悲伤的气氛，比如著名的“三瘦”：“新来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”、“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、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有的时候，李清照却也体现出了一身豪情壮志，比如那句著名的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。同样也带着些许的悲凉。
公元1084年，李清照出生在了济南的书香门第，她的父亲，便是当朝的礼部员外郎李格非，受到了良好诗文熏陶的李清照，“自少年便有诗名，才力华赡，逼近前辈。”从而受到世人称赞，有着更好的学习环境。
到了宋徽宗时期，1101年，18岁的李清照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，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，当时赵明诚的父亲，是朝廷的吏部侍郎，两人门当户对，情投意合，顺理成章的走在了一起，而这，也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快乐的时光。
正是在这一年，李清照写下了平生“最任性”的一首词，专门向丈夫撒娇，这就是《减字木兰花》：
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。泪染轻匀，犹带彤霞晓露痕。
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。云鬓斜簪，徒要教郎比并看。
当时的夫妻二人，虽然是贵家子弟，然而因为“赵、李族寒，素贫俭”，赵明诚又还在太学读书，因此两人告假团聚的时候，必须先要到当铺典当几件衣物，换一点钱，然后来到热闹的相国寺市场，购买他们喜欢的碑文，和果实。
上述的这一首诗，描绘的正是一种这样的场景，李清照娇羞的询问赵明诚，她和花谁更漂亮？小女儿的心态浮现于纸上，却成千古名作流传至今。
然而在此之后，李清照的境遇，便开始急转直下，出嫁后的第二年，李清照父亲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，在朝廷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失势，而到了1103年，朝廷下令，“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。”这也迫使有着皇室血统的赵明诚和李清照分离，女诗人不得不收拾行囊，跟随父亲被遣送到了老家，一直到1106年，李清照才重新得以返回汴京，和赵明诚团聚。
期间赵明诚进入仕途，生活有所好转，然而到了1129年，赵明诚出入江甯知府，一件事情却再次让他丢掉了官职，当时御营的统治王亦在深夜叛乱，被早已准备好应对的赵明诚下属击溃，然而正当下属向赵明诚报告的时候，却发现他利用绳子逃之夭夭，这件事情，让赵明诚丢掉了乌纱帽，而李清照也为丈夫的行为所不齿。因为兵乱，他们匆匆忙忙向江西逃亡，到了乌江，李清照吟诵出了那一首著名的《夏日绝句》，来歌颂不肯过江东的项羽，而赵明诚听后又羞又愧，从此一蹶不振，数个月后便疾病发作而亡。
而李清照带着丈夫的藏书，以及他没有写完的作品，继续开始自己的漫漫长路。
2024.12.1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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